3.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中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都是地处偏远、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这些地区人地矛盾突出，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如图2所示，9个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态问题，如四省藏区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气候复杂多变自然灾害频发，曾先后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使当地的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加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在灾害发生之后生产难以迅速恢复，造成因灾返贫现象严重。如何解决自然灾害等非主观因素造成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对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影响

　　（一）人口增长率及结构转变为扶贫开发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1.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平稳。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开始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特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渐开始向平稳过渡。近年来保持在5‰左右，2011年下降到4.79‰（张永丽、景文超，2012）。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意味着一直以来紧张的人地矛盾将逐步得以缓解，这为我国在生态脆弱区以及人地矛盾紧张地区实施人口退出机制创造了条件。对于广大的民族贫困地区来说，要充分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通过有计划地移民和调整人口空间布局，使贫困人口从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地方迁移到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方，从总体上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防止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恶化，实现人口的合理再分布，进而彻底改善少数民族人口贫困的生存环境。

　　2.人口的“乡——城”流动使得农村人口数量减少。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农村人口、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同时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严格限制了人口转移，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也一直徘徊在17%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逐步深化，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体制逐渐被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体制所取代，中国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仍将有大批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至城市。因此，在未来农村人口水平的减少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从而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将进一步减轻，这也为中国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发展潜力较小、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民族贫困地区的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机遇。

　　3.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据统计，中国在2000年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现阶段中国老龄人口占世界首位。与城市相比目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如图3所示，中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所占比例远高于全国同期水平。2007年，农村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1%）1.5个百分点，至2011年，全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9.1%，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已上升至10.36%。农村地区与全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的差距一直保持相似的发展态势，且仍有逐年加剧的趋势，这也意味着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远比城市更加严重。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对中国养老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未来一阶段，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多元化养老将会是中国主要的养老模式。老龄化的加剧和养老模式的转换对于农村人口的居住和集聚方式也将产生影响，这将使农村传统分散的生产和居住模式向农村社区方向发展。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大片人口相对分散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将会面临人口集中与人口空间布局调整的问题，这对生态脆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也将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二）工业化、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为扶贫开发提供了更多选择

　　1.工业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和工业化阶段的提升。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带来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其次是经济结构的不断演变。在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也正朝着合理化的方向演进。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产值稳中有增，第三产业增加值不断提高，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比值为10.1：46.8：43.1，产业结构正在趋于合理。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工业化阶段的提升一方面为中国扶贫开发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使得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异地脱贫。与此同时随着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加工业、特色旅游业将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带动少数民族群众增收致富。

　　2.城市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关键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中国的人口迁移从垦荒屯边向边远地区扩散历史性的转变为向城市、平原集中。一方面，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和城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城市间的通达性不断提高，城市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会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进一步激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因此，未来一阶段将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完成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阶段，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

　　经济转型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模式选择

　　（一）劳动力流动与异地脱贫模式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且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通过迁移获得非农收入已经成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最重要途径，因此，劳动力迁移与异地脱贫模式也应当成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首先，要把劳务经济作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增收的最大项目，变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政府要做好衔接工作，不断拓展劳务输转地域，从制度上完善劳务输出服务体系，从而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提升劳务经济效益。其次，要不断完善针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制度，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者、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工作，帮助就业困难的贫困人口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实现就业。从整体来看，消除农民工进城的制度性障碍尤为重要，必须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体制，缩小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与城镇居民在享受子女入学、就医、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使得在城镇务工的少数民族劳动力逐渐融入到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去，实现异地脱贫。